在一种情况下，法官故入人罪的刑事责任可获减等，那就是错判尚未执行的情况下。

《宋刑统》对“故出人罪”的问责，大致跟故入人罪差不多，从重处罚。一名法官不大可能无缘无故为犯人开脱罪行，往往是因为法官接受了犯人亲属的贿赂，因此，故出人罪的徇私枉法通常还伴随着贪污受贿的司法腐败。宋朝法制相对宽仁，但对官场腐败则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罚，惟独贪污罪不得赦免。

“失入人罪”由于不存在错判的主观故意，只是在司法过程中因为失误而造成错判，所以尽管也导致无辜者受罪，但法律对失入人罪的责任追究相对要轻于对故入人罪的问责。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的一项立法，凡司法机关失入人死罪，如果被处死刑的犯人达到三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刺配千里外牢城”;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开除公职)、“编管”(限制人身自由);负次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夺职称、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达到两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远恶处编管”;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次要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只有一名，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千里外编管”;负首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法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冲替”(调离本职)。

以上对法官的处罚“遇赦不原”，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经历还将成为他们仕途履历的终身污点，今后的“磨勘、酬奖、转官”均受影响。不过，如果被错判死罪的犯人尚未执行判决，相关责任人则可以“递减一等”问责。

另据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项立法，“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不得“差充法司”。意思是说，如果司法官因过失错判两个人徒罪以上，或者因过失两次错判一个人徒罪以上，将不准再在司法系统内任职。

相比之下，宋朝对“失出人罪”的责任追究要轻得多，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不进行问责。这当然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宁可违反现行法律，也不冤枉无辜)之司法传统的体现。不过，由于对失出人罪的处罚极轻，也可能导致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倾向于轻纵罪犯，有损司法公正。因此，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上书说：“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择利害，谁肯公心正法?”这位臣僚建议，法官失出人死罪五名，按失入人死罪一名问责;失出人徒流罪三名，按失入人徒流罪一名问责。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著为法”。

但八年后，即元符三年(1100年)，刑部的官员又反映说：“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尽忠恕”。皇帝从之。又恢复了“失出不坐”的惯例

现在回到陇州“五人冤案”。对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审官吏的调查与问责，很快有了结果：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参军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按当时的“失入人罪”问责制度严惩了错案责任人。仁宗皇帝又给诸州县下了一道诏书，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狱，“苟或枉滥，必罚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