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日本探问一些60岁左右的日本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偶像曾经是毛泽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是红色的日本，

　　如果你在日本探问一些60岁左右的日本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偶像曾经是毛泽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是红色的日本，当时中国掀起的一轮轮红色高潮，亚非拉独立运动如潮汹涌，再加上美国在越南无可理喻的军事行动，使当时的日本青年纷纷选择向左转。

　　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则借机通过印刷大量《毛选》，《最高指示》以及其它文革文献，催化这种热情，使这些处于亢奋中的青年也梦想在日本复制中国的那场运动，当然，由此也与日本当局产生了一次又一次冲突，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为今后更激烈的行动埋下了伏笔。

　　日本意识流大师——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正面及侧面描述，他们一聚就是上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未解之谜和冲绳的大街小巷，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运动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那些20岁左右，冲动而热情，又富于牺牲精神的日本青年的革命激情。

　　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逐渐转入低潮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赤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联合赤军在1972年2月29日一次包围战中，被日本警方歼灭，幸存者加入了日本赤军，而赤军则于更早的一次与警察的突击中被歼灭，赤军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缩影，对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来说，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

　　在游行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猎奇八卦并把毛的语录用鲜血写在横幅上，而他们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的前进着，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时日本的时代写照，直至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彻底断绝，许多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左翼运动由此走入了低谷。

　　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人，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56页。

　　“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57页。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还不起利钱，历史解密那么地主对他们也毫不客气，那时候，地主就来佃户家里通租，逼不出来，就把佃户逐出那块土地或赶出房屋，要是这个农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56页。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一九四二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日，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

　　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困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社会百态穴里，等待机会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35-36页。

　　“他（地主申金河）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不出三个月就能收回一倍或两倍于本钱的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31页。

　　“申金河在村子里很有势力……他掠夺人家的土地和房屋时，心狠手辣，韩生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上好的地，有一回因有急难向申金河借了二十六块钱，三年以后，连本带利的数目就很大了，老汉多次归还，就是还不清这笔债，于是申金河就把他那三亩好地连同刚打下的庄稼都霸占过来了，他不要谷子，就把地里的谷苗全都用犁桐了，秋后重新种上麦子，韩生老汉却落得无以为生了，”——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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