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那些学者为了在“百家争鸣”中显示自己观点的正确，说话喜欢走极端。商纣王(帝辛)这个亡国君就被“雪上加霜”，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而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

历史上周武王为商纣王(帝辛)列的六大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说实话，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也完全没有后人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引用潇人在《大周天子》中的话说，有的用现代价值观判断，甚至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

这里的“小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极力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出走，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

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的亲贵家族利益，加上其他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侍奉仇敌。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就是一位巾帼杰出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尊重女性的客观状况。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

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各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女人妲己合计军国大事了，毕竟自己女人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共同自焚于鹿台。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到了纣王的父亲(帝乙)和纣王(辛)时期，祭祀祖先的典礼系统比起前代商王，倒是显得更加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还算是有点儿分量。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有些商代遗址中还曾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呢!

周人给纣王与妲己泼脏水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也不过于涉及二人人格，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并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学者。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