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VP Day)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VJ Day)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请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

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黑即白，奴役即自由，侵略即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3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3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对此有如下事实：

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陆军部长史汀生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

二，在战时我们受到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就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或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才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若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自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我和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

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中，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它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