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汉高祖刘邦的心目中，所谓的“兴汉三杰”即张良、萧何、韩信三人中，居功至伟的张良毫无疑问的应该位居首位。后来韩信被诛，萧何坐牢，只有张良的结局是最好的。那么张良又是如何做到的，刘邦与张良的君臣相处之道又是怎样的呢?

《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话：诸葛亮出场前，江湖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水镜先生向刘备举荐诸葛亮时却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于是乎，刘备、关羽、张飞等人揣测是不是诸葛亮把自己比高了，谁知水镜先生却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个人才更恰当——这两个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和兴汉四百年的张良。 

由此可见，在水镜先生心目中——其实是在包括《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内的所有的中国文人心目中，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被称为“杰出人才”的，只有姜子牙和张良两人而已;而其余的人——帝王将相也好，才子佳人也罢——通通只能被称为“人才”而非“杰出人才”。

那么张良这“杰出人才”是如何练就的呢?回顾张良的一生，一定会给我们后人很多启发。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找寻答案吧。

细读《史记》便可知道，张良与众不同的第一点便是他的出身。这一点，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的那样：“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輓车者。” 

在这里，赵翼把汉初诸臣的出身自高而低分为了五类，而张良的出身最为高贵。也正因如此，鹤立鸡群的张良才赢得了刘邦的敬佩。观遍《史记》和《汉书》，您都可以看得出来，作为大汉开国皇帝的刘邦，是不怎么尊重与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开国元勋的——其基本的证据便是，无论是在称帝之前，还是在称帝之后，刘邦对于他的这些属下，不管你是萧何一类的文臣也好，韩信一类的武将也罢，人家一直都是泗水亭长时留下的规矩：直呼其名。只有唯一的一个例外。这个唯一的一个例外便是贵族出身的张良。无论是在称帝之前，还是在称帝之后，对于张良，刘邦一直是令当时所有的人都羡慕不已的表现出特别的亲近和尊重的“子房”这样的一个字而不名的称呼。不但刘邦如此，就是那个被后世诸人认为是黑了心的吕后，对于张良，也是发自内心的毕恭毕敬。 

难道真的就因为这张良是贵族出身，就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不成么?答案远非“贵族出身”这四个字那么简单。

与平民不同的，首先是贵族的生活。这在张良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您看，张良在《史记·留侯世家》中一出场，便表现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这里，司马迁给我们交代了三件事情：一是张良的祖父和父亲五世相韩;二是张良一直没有在韩国做官;三是张良在家国先后遭到不幸(家门不幸：弟死;国家不幸：韩亡于秦)之后，舍小家(弟死不葬)为国家(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五世相韩与舍小家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第二件事： 

张良的父亲死于韩悼惠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根据前后文我们知道，因为张良还有个比他小的弟弟，故而张良至少应该出生在公元252年之前。如此，当韩亡于秦的公元前230年的时候，张良至少应该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有为青年了。这里，就出了个问题：在这二十多年间，张良干过什么事呢?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 

不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的前后文，我们便可以猜测到张良此前的生活：一是习武，二是读书。而已而已。因为习武，才有了酷爱交友的张良;因为习武，才有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张良;因为习武，才有了博狼沙中狙击秦始皇的壮举;因为习武，才有了知武之不足的张良。至此，我们便知道，此时的张良已经知道，为韩国报仇，可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得了的使命——换句话说，此时的张良，深深的知道，为韩国报仇，必须要有诸多的帮手才行。 

因为读书，张良便掌握了诸多治国理家之道;因为读书，张良便掌握了诸多君臣相处之道;因为读书，张良便掌握了诸多文韬武略之道;因为读书，张良便掌握了诸多王朝更替之道。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张良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留城一见面，立即“以《太公兵法》”作为见面礼，决意归顺刘邦，从此终身不渝;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刘邦对他的终生尊重。这便是真才实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