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

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

如其《入彭蠡湖口》，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

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其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

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9]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

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之弊。

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

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钟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

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

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

藏书

谢灵运录秘阁图书14582卷，另有佛经书籍438卷，分为645帙。比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更为宏富。

谢灵运少即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元嘉八年(431年)就职秘书监，开始率人整理秘阁图书、补足旧文。

在殷淳等目录学家的协助下，于元嘉八年(431)冬编撰出《秘阁四部目录》。